外资入侵与民企的猪象冲突0雕刻刀

外资入侵与民企的猪象冲突

外资是中国经济绕不开的话题。不仅因为由民企经营者挑动的外资并购声讨浪潮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舆论同情，还因为许多貌似与外企完全不相关的问题，究其深层原因，出人意料地与外资有密切联系。　　如央企监管者在应对民众对于行政垄断的声讨时，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应对与外资竞争的挑战。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最纯粹的温州市，由政府强力主导的“一号工程”，正在重走苏南模式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老路，并且加入了与各地对政府重大项目的竞争者行列，向政府配置资源之路缴械投降。

外资成为民族企业的竞争对手，和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头号敌人，却同时成为国企携手合作的伙伴；民企在痛恨外资挤压生存空间的同时，却又在翘首盼望外资尽早进入成品油批发等领域，以便为自己挤开目前密不透风的行政垄断经济空间；一些民企希望自己有尚德这样好运被国外风投资金看中运作上市，或者被溢价收购，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以反烹饪炊具市场垄断的理由，联合发表反对法国SEB集团并购苏泊尔的紧急声明------这种颠三倒四、前后矛盾的现象，恰好说明外资成为政府、国企与民企共同依靠的对象。前者相信，外资的市场属性能让国企通过与外资的嫁接，摆脱低效率的困境；后者相信，外资的市场属性能引领他们挤开行政垄断行业的一道门缝。

各种经济形式同时乞灵于外资并不是好事，它既证明中国内生的市场经济资源正在枯竭，也证明国内两种性质的经济形式虽然久经磨合，却仍然无法和平共处。由于对政策的游说能力强弱不同，国企与外资强强联手虽然也饱受质疑，却正在占据越来越多的资源。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政府的偏好性提示，他们用给予外资各种优惠政策、给予国资与外资嫁接各种便利条件。外资的雄厚财力更容易掳获政府，而政府调控资源的能力也使外资不能不其诱惑。

是谁为海外资金打开了市场的大门？答曰，是政府对民资的限制政策和国企改制的迟延。政府的本意是尽快形成现代企业，但效果却是抑制国内民间投资，让大而全的国企充斥各个行业，尤其在资源领域。

可叹的是，每一轮调控，差不多都是该行业民企的灭顶之灾，这在钢铁行业、电力市场表现得格外明显。于是，民资大多成为四处游走的投机资金，或者戴上红顶有恃无恐与政策作对，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抑制、兼并民企的决心。

正是在这一向度上，我们才能理解温州市政府“一号工程”给予外资与国资大项目同等的优厚待遇。反过来，国企与外资的“合谋”更加压缩了内生市场经济资源发展的土壤，能够真正脱离权贵色彩的民企不啻凤毛麟角。目前的情况是，民企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他们全面退出易于获利的行业，龟缩于下游产业链一隅，在失氧状态中勉强呼吸。小、散、乱，成为其特色------温州支柱产业还停留在鞋革、服装、工业电器、塑料制品、印刷等传统产业上，工业产值中高新产品产值占比仅5%；企业单体规模普遍较小，中小企业占99%。并且，由于融资成本偏高，民营企业主常常采用压榨性的手段获利，这又使他们成为社会无良的象征性群体。他们成为国资与外资的附属物，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工具。市场化企业的活泼生命力正在无可奈何地凋谢。

这是民企或者民间资本的过失吗？

民企对外资的仇视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被诱导出来，他们对外资上演了一出荒唐猪象之争。他们原本要呼吁的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土壤，要求享有与外资、国资同等的国民待遇，却激于被歧视的义愤，在政策与舆论的诱导之下，怀着对强势集团的示好之意，将攻击的靶子对准了中性的资本。在三一对于凯雷并购徐工的攻击中，对于利益的诉求被小心翼翼地包裹在民族主义的糖衣之下，民企在艰难的突围过程中逐步异化为自身利益的对立物。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在并购等领域呼唤出一系列的管制性政策，与初衷背道而驰，忘记了恰恰是自己最容易被管制的利剑刺中。

外资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那些国际大投行正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就是加强了中国的行业垄断，让中国掌握资源的大型国企与国外的强势资本结合起来，继续绞杀中国本土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在成为政策工具的过程中大获其利。

一些人认定外资有天生的市场化属性，但资本就是资本，能够让外资成为市场化先导的并不是资本本身，而是资本的使用方式，换言之，是优化配置资本的制度，是让高盛、沃尔玛等企业得到滋补的制度性土壤。资本并不负责建立制度，他们只对收益负责，在中国市场他们最大的收益无疑来自于听命让国有大企业与国际资本嫁接的召唤，并由此在资本市场放出一颗又一颗规模巨大的中国卫星。如中石化的上市，建行的上市，直至规模空前的工行招股。只要有厚利，外资无不应命，如同一个应召女郎。美国舆论曾强烈谴责设在海外的美国企业放弃了最基本的原则，凭借雄厚财力大肆行贿获取项目，违背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两年前，美国电信巨头朗讯科技公司“闪电解雇”了其中国区总裁、首席运营官、首席营销官和首席财务官，就是因为其中国分公司有此类行径。

外资天生具有市场属性是一个因为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人造神话。

外资也会因地制宜。他们大力鼓吹的中国溢价，很多时候不过是中国式垄断的代名词。当占据垄断资源的国企与国际资本挂钩，如此结合的结果只能是巩固国内垄断企业的优势地位。投资者固然在短期内可得厚利，而消费者与试图竞争者只能被垄断价格吞没，市场继续被撕裂。

改革深入至今，资源向低效企业的配置优势不仅没有阻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政府先是倾向性极强地用指标选择经营难以为继的国企与资本嫁接，股改前的A股市场因此成为难民收容所。当这条路走到尽头之后，开始让垄断性企业与国际资本嫁接。这样嫁接的本意当然是希望中金成为中国的摩根斯坦利、工行成为中国的花旗，如此天真的、不记取教训的想法着实令人吃惊。外资是活雷锋吗？资本可以改变市场根基吗？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外资非常乐意看到自己的投资能永远享有垄断厚利，也乐意成为辅佐垄断企业的工具。最坏的局面恐怕是，国企与外资携手，打败中国本土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事实上，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民企的数量近几年处于不断减少的过程中。引入外资打压民资，或者以为外资是救世主是短视的饮鸩止渴行为。我们在利用外资让央企走向市场的过程，很可能陷入利用外资巩固传统经营模式的陷阱。

健康的经济体必须由充满活力的企业来支撑，市场化的企业只能通过公平的商业氛围与创业环境来培养，权势资本只能荼毒资本持有者的市场意识，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如果我们引进的不是外资，而是资本哺育优质企业的机制，到那时再谈市场化也不迟。

政府越是依赖于经济集权下的垄断收益，越是会为这些垄断找到种种理由，事实上，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旨在加强政府经济调配权的改革无一例外地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欢迎。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满足了国库的暂时所需，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无数的机会主义行径。

从历史上看，垄断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政府也越是乐意为垄断者服务。就在收入与路径依赖过程中，坐视垄断主体越来越大。可以说，垄断收入越高，社会经济越是危险，当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所谓的公平与效率均不可得。

写后记

构成2006年中国财经地图的经纬线很多，这五个方面较被人关注，也是本人关注的重点。相比而言，最后一篇由于其间利益关系的扭曲与逻辑关系的复杂，较为滞重。贯穿这五个方面的是资本的流向，资本不会作假，只要不是行政强派，就会自动往利润丰厚处或者流动。

一直记得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前辈学者的谨慎和勤奋，他86岁高龄视力模糊，仍在费力圈注龚自珍文集。从他那儿学到做事写文认真，不亏心，还有专业，一切尽力而为。

理论需要生活常识、经济常情的佐证，才不会让结论太过可笑。否则，一篇逻辑自洽的雄文大概很难禁得起现实的轻轻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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